pzhan666@gmail.com

根据财报统计，2016、2017年，三家公司在中国与半导体相关业务收入总计分别达到321亿美元、446.8亿美元。根据《反垄断法》、《反价格垄断规定》，经营者存在价格垄断行为的，按照《反垄断法》第四十六、第四十七、第四十九条进行处罚，处以上一年度销售额1%-10%的罚款，且需要考虑违法行为的持续时间。以此计算，如果裁定三大巨头存在价格垄断行为，那么罚款额或许在4.4亿美元-44亿美元、8亿美元-80亿美元之间。

2014年9月21日国务院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43号）加强政府或有债务监管。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，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债务。地方政府新发生或有债务，要严格限定在依法担保的范围内，并根据担保合同依法承担相关责任。地方政府要加强对或有债务的统计分析和风险防控，做好相关监管工作

企业基金制和利润留成制激活了企业活力和生产经营积极性。1978-1982年，全国国有企业提取的企业基金和各种利润留成而增加的财力约400多亿元，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大约1000多亿。当然，也暴露出“鞭打快牛”、争基数和超比例等问题，原因在于价格、税收等配套改革尚未启动，利润留成制本身的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出来。

4．中央财政职能弱化一系列放权让利改革，直至范围广泛的包干制，使得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，中央财政甚至需要向地方借款才能维持基本支出，极大弱化了中央财政职能。承包制自身的一些因素也在弱化中央财政职能，如一对一谈判缺乏公开性和控制监督，使中央政府缺少促进横向公平的财力。承包制内含顺周期的机制，造成在通货膨胀时财政收入比重快速下降加剧通货膨胀、而通货紧缩时财政收入比重快速上升加剧通货紧缩的不利局面。在总体上看，全范围的大包干，特别是银行信贷包干、央行再贷款包干，导致货币调节松弛，必然会引发通货膨胀。

在我以往经验的基础上，我认为商业的发展是会战胜特朗普的这些政策的，如果你有良好的基础的话，你是可以走向全球市场的，那么不管是银行的产业还是保险业，即便是在当前的市场中，它也都是可以走向国际市场的，而且特朗普最多只能再留六年了，即便是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，我们也还是有机会出海的。在过去的两周我到上海、北京、深圳，一直在跑，我们看到两个中国的企业都在快速地实现国际化。在与中国的企业家合作的时候，我最赞赏的就是他们非常灵活，如果早晨需要临时决定去深圳的话，他们马上行动，要去上海也会马上行动。有人常常说中国不会创新，我觉得这完全是无稽之谈，在中国要想活下来就一定需要创新。我会说，如果你在中国市场站住脚的话，您在任何一片土地上都可以实现成功，因为如果习惯了英国的环境来到中国一开始不太适应，因为没有办法适应这里需要的灵活性。但如果是从中国本土成长出来的企业再到境外真的是非常轻松。我曾经看到马云在纽约的时候参加一个采访，当时当地的采访的人员就问他说，你今天的企业要上市，你紧不紧张，但你看马云就能看到他完全不紧张，他在中国的市场上可能也许会有很多让他紧张的情况，但是阿里上市对他来说真的就跟度假一样，完全不需要紧张。

（五）首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，利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管理，是基于市场经济要求，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“四大平衡”具有本质性差别。1998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，充分显示出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。1．启动积极财政政策，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年7月，泰国首先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到东南亚国家和中国香港，我国也受到这场危机的冲击。1998年初，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引发了对财政政策取向的讨论。1998年8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提交的《关于增发1998年国债和调整中央财政预算方案》，同意财政部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。按照1995年颁布实施的《预算法》第二十八条规定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、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，不列赤字。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，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。由于预算法对地方政府发债的限制，当时采取了适应性变通举措，1000亿元统一计入中央财政增发国债，其中500亿元由中央财政转贷给地方使用，通过在预算平衡表下列示的办法顺应《预算法》的监管要求。以增发国债为标志，我国正式启动了积极财政政策。